編者按：學校第三次黨代會提出實施“文化建設浸潤行動”，明確指出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注重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革命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根鑄魂。“三創兩遷”大學精神鐫刻著陜科大“姓黨、愛國、為人民”紅色基因，更是一代代陜科大人取之不竭、賡續不息的文化寶庫。新學期伊始，黨委宣傳部、離退處走訪了在“三創兩遷”歷程中留下光輝足跡的一批德高望重的退休老教工，聽老同志講述那些篳路藍縷的奮斗故事，為書寫“教育強國，科大何為”答卷、走好“復興期”開局起步的后來人加油鼓勁。

王金海，男，1943年10月生，河北滿城人，中共黨員，高級政工師。1964年9月至1970年7月在北京輕工業學院鹽業化學專業學習，1970年留校工作，同年隨學校西遷至陜西咸陽。曾任西北輕工業學院工會主席、紀委副書記、監察處處長等職。2003年退休，現定居咸陽。

在陜西科技大學咸陽校區的校園里，陽光透過枝葉灑下斑駁光影，為這場采訪增添了幾分溫暖與靜謐。記者與已退休的王金海面對面而坐，聽他緩緩講述那些塵封在歲月里的故事，一段關于青春、奉獻與堅守的歲月畫卷徐徐展開。

“一個農村孩子圓了大學夢”

“我出生在河北滿城的一個上中農家庭。”王金海的聲音沉穩而有力，帶著歲月沉淀后的從容。小學在家鄉讀書，初中時，他來到保定一中求學。初中畢業本應繼續在保定一中讀高中，卻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毅然回到滿城考取高中。

“那時候條件艱苦，高中三年正趕上國家經濟困難時期。” 他回憶道，“我在縣城讀書，戶口卻在農村，口糧都得從家里帶。帶白面就吃饅頭、帶玉米面就吃窩窩頭、要是都沒有就只能帶紅薯。” 說到這里，他露出一絲微笑，“記得有一年八月十五，每人只發了一個小月餅，為了能有飽腹感，我把月餅掰成小碎塊，用開水沖成粥喝了下去。現在想想，當時的生活和現在孩子們比起來，簡直是天壤之別，但那時我卻沒覺得苦。”

1965年3月，王金海在天安門廣場留影

1964年9月，王金海考入北京輕工業學院，一個農村孩子圓了大學夢，開啟了新的人生篇章。“一進大學，我就領到了助學金，每月13.5元，學習和生活開銷全靠它。” 他的眼神中閃爍著回憶的光芒，“伙食改善后，一個學期我就長高了7公分，座位也從第一排挪到了最后一排。大學生活太美好了，我滿心都是新奇和渴望，拼命地熟悉和適應著周圍的一切。”

1965年暑假，王金海（后排中）和同學去秦皇島學軍

“大一下學期，學校要求全面落實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倡導‘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也就是學工、學農、學軍。于是，那年暑假我們前往秦皇島學軍。在那里，我們學習軍事技能、體驗軍隊生活，這段經歷讓我受益匪淺。”說到此處，王金海的臉上浮現出笑容。學軍結束，從秦皇島坐火車回北京，一出火車站，就看到朱康院長的身影。大家激動極了，一下子就圍在院長身旁。朱康院長和藹可親，挨個問學生們是哪個班的，叫什么名字，還關切地詢問下連隊鍛煉辛苦不辛苦。院長的關懷，讓王金海倍感溫暖，也讓他至今難忘。

1966年，王金海（后排右三）和同學一起步行奔赴延安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校園的平靜被打破。“起初還上一點課，后來就全部停課了。”王金海回憶道，“10月，我們和北京農業大學的學生一起步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返校后，我們經常開展政治學習，學習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大家都一心想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那段時間，歐陽海、焦裕祿、王杰等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跡深深鼓舞著他們，《智取威虎山》《紅燈記》《沙家浜》等“八大樣板戲”的內容他至今都能隨口道來。

1969年，中蘇關系緊張，北京輕工業學院開始戰備疏散，王金海所在的二系疏散到固安縣北黃伐大隊近一年時間。

“學校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

國際形勢的驟變使得“三五”計劃（1966―1970）由“吃穿用”為主轉向以戰備為中心，加快“三線”建設。為保護科教種子，中央決定包括北京輕工業學院在內的二十余所北京高校“京校外遷”。

學校西遷咸陽的一些歷史文件

1970年8月，王金海留校工作，隨后便得知學校要搬遷至陜西咸陽。“那時候我剛留校，心里就想著，往哪里搬遷、怎么搬遷，學校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 他堅定地說，“那時候的年輕人，沒有任何私心雜念，都想做有理想、有信念的人，都把個人得失放在黨和國家、學校利益之后。”

1970 年 10 月，剛組織完學校教職工參加國慶游行的王金海，就接到系里通知，和王化、孫玉蘭同志前往西安參加陜西省科教部系統召開的學習毛澤東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屆時，國務院已決定北京輕工業學院搬遷至陜西省咸陽市，與輕工業部所屬咸陽輕工業學校合并成立西北輕工業學院）。他們三個人簡單收拾了幾件衣服就坐上了開往西安的列車。為期3天的會議一結束，王化、孫玉蘭買票返回北京，王金海卻接到電報，讓他作為先遣人員前往咸陽輕工業學校，為二系搬遷做準備。“到咸陽輕院籌備處報到時，籌備處的同志告訴我，原咸陽市地委的小院子就是二系的辦公室和物資存放地。”他描述著當時的場景，“我到這里一看，院子多年沒人住，房門沒鎖，墻壁上全是蜘蛛網，堆滿了雜物。雖然我來之前已經有人簡單地收拾過，但是院內還是雜草叢生，靠北邊的一片小樹林也處于蠻荒狀態。”盡管條件艱苦，他還是迅速投入工作，打掃房屋、歸整雜物。支好床，又去籌備處借了一套被褥，就這樣，獨自一人度過了來咸陽工作的第一個夜晚。

我的西遷記憶

兩三天后，就迎來了北京輕工業學院向陜西咸陽的大搬遷，王金海和其他先遣人員的工作變得異常忙碌。“每天就聽大喇叭號令，物資一到火車站（學校對面陶瓷廠運材料的專用火車站臺），就得趕緊去卸車，不能壓車皮占用站臺。” 他說，“人手少，工作幾乎不分晝夜。吃飯時接到通知，放下飯碗就跑；半夜通知來了，睡眼惺忪也得起來。當時咸陽輕院就一輛貨車，各系物資都靠它運。二系就我一個先遣人員，我得把物資從火車上搬下來，再搬到汽車上，再運到學校籃球場，最后搬到地委院子里的房間。有的大木箱子特別重，搬不動就只能找別的系幫忙。”因為沒有手表掌握時間，他還特意買了一塊 80 塊錢的半鋼上海手表，“第一個月先買表盤，下個月再攢錢買表帶。”

1970年，北京輕工業學院遷至咸陽，與咸陽輕工業學院籌備處合并，更名為西北輕工業學院

除了繁重的體力勞動，吃不飽飯也讓王金海困擾。“那時候每個人定量糧就三十幾斤，每天肚子餓得咕咕叫。”他笑著分享自己的“小妙招”，“坐火車能憑車票在站臺買兩個燒餅或者饅頭，餓極了我就花 5 分錢買張站臺票，進站找不用車票買東西的旅客借車票買饅頭。現在回想起來，還挺有意思的。”

10月15日，第一批西遷人員從北京出發趕往咸陽。

10月25日，第二批西遷人員從北京出發趕往咸陽。

11月15日，第三批西遷人員從北京出發趕往咸陽。

搬遷工作告一段落，學校開始為1972年恢復招生做準備。學校領導帶領教職工繼續發揚北京輕工業學院建校初期的艱苦奮斗、自強不息、勤儉辦校的光榮傳統，又一次開啟了艱苦創業。

教職工們拿起了勞動工具，動手打土坯、挖地基，整修破舊房屋、蓋簡易平房、修建食堂，僅僅用了一年時間，完成了一座新建教學樓和簡易食堂的施工任務。“咸陽校區最老的那棟教學樓地基，就是我們一鎬一鍬挖出來的。”王金海自豪地說。

王金海就讀的二系鹽化專業1970并入天津輕工業學院（今天津科技大學），西北輕工業學院只留下硅酸鹽專業（陶瓷專業和玻璃專業）。1972年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時，二系根據當時的辦學條件，決定先招陶瓷專業一個班。

1972年首屆工農兵學員開學典禮

學校一直貫徹理論與實踐教學深度融合的教學理念，因此非常重視學生的動手能力。二系決定要盡快把實習工廠——陶瓷廠建起來，“我記得早期建造的陶瓷實驗廠都是教工自己設計圖紙、自己當起了泥瓦匠蓋的，高力明、王燕翼、周敏偉老師和牟文、付秋如老師傅都是骨干分子。”王金海回憶道，“基建施工是在冬季。為了趕進度，二系的教職工們硬是冒著嚴寒加班加點。因為沒有機械設備，和好的水泥漿要一盆一盆的端到腳手架上，磚要一塊一塊的遞上去，大家的手凍裂了口、磨破了皮。”硬是靠著這種不屈不撓頑強拼搏的精神，廠房如期建成，機器設備如期安裝調試，為1972年的招生提供了實訓保障，解了燃眉之急。后來就在這樣的廠房里，教工指導學生燒出了一窯又一窯合格的試驗產品。

面對工農兵學員年齡偏大、知識結構參差不齊的情況，教工們從零開始，邊教學邊改革，根據學生的基礎知識現狀自己動手編寫新教材，方便學生在實踐中逐漸學習理論知識。“沈元林老師教數學，把高深理論用淺顯語言表達，學生特別容易接受，效果非常好。”王金海介紹道。

1973年、1974年，二系招生各兩個班。慢慢的，招生和教學都恢復了正常秩序。

“艱苦的環境磨礪了我”

為了給師生提供足夠的糧油副食供給，學校在彬縣老虎溝辦了一個500多畝地的農場。王金海是1974年（第二批）去的老虎溝農場，從4月份一直干到10月份。

老虎溝“五七”農場舊址

“老虎溝在山溝里，我們住窯洞、睡土炕，在山坡上修整農田、播撒種子、除草除蟲、收割莊稼。”他回憶著農場生活，“雖然生活苦一些、勞動累一點，但吃著自己親手種的菜，晚上圍在草垛旁看星星、聊天，那些日子特別難忘。”

在農場，他還經歷了許多趣事。當時農場里有兩臺拖拉機，一臺是履帶的，一臺是輪式的。農場主要靠這兩臺拖拉機耕地，運送收割好的莊稼。“收麥時節的一天，開履帶拖拉機的師傅家里有事不在農場，沒有拖拉機就意味著大家的勞動強度要大幅度增加，我和孫懷錄、常新華、譚國民幾個人一商量，大家摸索著還真的把拖拉機給發動起來了。發動了誰來開呢？我就說我來試試。結果上拖拉機后，發現變速檔上的說明不見了（后來才知道，原來開履帶拖拉機的師傅怕別人開他的車，就把變速檔說明撬掉了）。孫懷錄老師告訴我幾個變速檔的檔位后，我就嘗試開著拖拉機下坡到地里轉一圈。”

王金海興奮地講道，“還有一天晚上，溝下邊豬圈里的豬不停的叫喚。當時場長是李生春，支部書記是范國強。副書記陳純跑到我們窯洞喊:‘快起來快起來，有豹子咬豬呢’。大家趕緊起來，大概有10來個人拿著農場的鐵叉、鐵鍬，就朝豬圈跑去。到了那兒仔細一看，原來是一頭豬的腦袋卡到木頭柵欄里，出不來就在那兒叫喚，虛驚了一場。”

6月小麥豐收后，教工們把小麥捆裝上手推車運到打麥場，再用輪式拖拉機作為碾磙子碾場，打下來的麥粒曬干后再裝進麻袋（一麻袋大約能裝一百四五十斤），幾個年輕小伙一人扛一袋從坡下邊扛到坡上邊的窯洞里。

收了麥子就開始種玉米了。山里頭野雞特別多，到處偷吃玉米，得有人不停的趕野雞。野雞膽子挺大，離人四五米遠都不帶怕的，追它時，它就跑到地邊上或樹叢里，人剛剛離開，它又從里頭跑出來到處溜達。

秋天，是收獲的季節。在老虎溝農場勞作的教工們除了享受收獲玉米和其他農作物的喜悅外，還享受大自然恩賜給大家的野梨、核桃、野杏等山果。

10月10日，王金海收到妻子住院的電報，當時離預產期還有 20 多天，他心急如焚。“李生春場長知道后，第二天一早就安排拖拉機送我去汽車站坐車回咸陽。”他感慨道，“等我到家，兒子已經平安出生。后來組織考慮我的情況，安排我提前回學校工作。”

回到學校后，王金海先后擔任二系學生輔導員、團總支書記，1984年調到校工會任副主席、主席，1998年調到校紀委任紀委副書記、監察處處長，2003年退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與擔當

“跟隨學校西遷的這段經歷，是我一生最寶貴的財富。”他語重心長地說，“搬遷過程中，艱苦的生活錘煉了我的思想和意志，使我終身受益。能為學校、為學生做點事，我心里特別溫暖。把青春和一生獻給陜西科技大學，我無怨無悔。”

談及對學校未來的期望，王金海眼神堅定，“我們那個時期只是西北輕工業學院建設的起步，條件是艱苦了一些，但我們精氣神很足。現在學校要沖擊國家雙一流建設，物質條件雖然比過去好了很多，實現這個目標，還得靠師生在學科建設、科學研究等方面繼續拼搏。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學校一定會越來越好！”

采訪結束，夕陽的余暉灑在王金海的身上，勾勒出一道溫暖的輪廓。他的故事，不僅是個人的人生歷程，更是一代西遷人無私奉獻的西遷精神的縮影，激勵著我們在奮斗的道路上砥礪前行。

（核稿：方潤澤 編輯：劉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