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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述|輕工記憶】張啟恭:與國家共進步,與母校同風雨

    2025年04月11日 10:07 文、圖/宣傳部 離退處 點擊:[]

        編者按:學校第三次黨代會提出實施“文化建設浸潤行動”,明確指出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注重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革命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根鑄魂。“三創兩遷”大學精神鐫刻著陜科大“姓黨、愛國、為人民”紅色基因,更是一代代陜科大人取之不竭、賡續不息的文化寶庫。新學期伊始,黨委宣傳部、離退處走訪了在“三創兩遷”歷程中留下光輝足跡的一批德高望重的退休老教工,聽老同志講述那些篳路藍縷的奮斗故事,為書寫“教育強國,科大何為”答卷、走好“復興期”開局起步的后來人加油鼓勁。

    張啟恭老師生活照(攝于上世紀90年代)

    張啟恭,男,1943年生,北京順義人,中共黨員,高級政工師。1964年9月至1969年7月在北京輕工業學院機械系學習,1970年留校工作,同年隨學校西遷至陜西咸陽,先后任西北輕工業學院機械系黨總支副書記、校團委書記、二系(材料學院前身)黨總支書記、學工部部長、宣傳部部長,1985年在西北輕工業學院第四屆黨代會當選黨委委員。2003年退休,現定居咸陽。

    北京輕工業學院是我夢開始的地方

    解放初期,我出生于北京順義縣的一個下中農家庭,是七八個子女中的長子,從小撿柴火、拾糞、割草、收麥子……在艱苦條件下,父親卻咬牙把我們兄妹幾人全部送去求學,他總說:“你們有本事考,我就想辦法供,你們能走出去多遠,我就送出去多遠。”1961年我考入河北省重點牛欄山中學(高中),1964年7月考入北京輕工業學院。

    上世紀70年代,朱康院長風采

    9月,我踏入北京輕工業學院。報道第一天,就有同學神秘地告訴我:“咱們‘輕院’跟‘清華’讀音差一個字,教學上咱比不了清華,但是食堂的伙食可比清華強,這都要歸功朱院長!”原來,建校初期就趕上三年自然災害,在物資匱乏的情況下,朱康院長為了解決師生吃飯問題,向輕工部申請在北京東郊開辦農場。經過辛勤勞動,農場里產出的糧食和肉蛋類副食,大大補貼了師生的口糧。后來,我又陸續從同學們口中聽到一些朱康院長的事跡,得知他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參加革命,抗戰時在冀中平原一帶搞過武工隊,一九四九年后擔任過天津地委副書記兼公安處處長、唐山市公安局長,在群眾和師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后來經過一件事,我更是親身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有一次在校園里遇到朱院長,他竟然主動跟我這個新生打招呼,問我家在哪里、是哪個專業的、學習生活怎么樣,我都一一做了回答,過了一段時間又遇到,朱院長居然一下子就叫出了我的名字,還鼓勵我“農村出身的苦孩子更要好好念書”,他的一番話語讓我感動了很久,至今記憶猶新。

    我清楚地記得1964年北京輕工業學院入學新生一共319人。那時候各系經過幾年的發展,專業設置逐步完善,機械系設置了輕工機械設計及制造、輕工機械、精密機械三個專業,學制5年。我就讀的是輕工機械設計及制造專業。入學教育的時候,曾廣壽教授為大家講話。他講,目前國家輕工業行業的先進機械還很欠缺,各地的造紙、陶瓷、皮革廠的機器遠遠達不到生產需求,我們這個專業的設立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希望通過五年的學習,學生們能夠盡快深入輕工領域,幫助國家在各地建設大型的造紙廠、皮革廠、玻璃廠等,滿足人民的生產生活需要。

    曾廣壽教授(照片來源于中國輕工業博物館)

    在我們系,大家最尊敬曾廣壽教授。他1942年畢業于同濟大學,二十幾歲就當上教授,精通英、德、俄、法、日等多門外語,編譯了《漸開線齒輪的設計與制造》《輕工機械設備》等多部教材,是全國機械領域響當當的專家。他講課基本不用教材,理論知識全部成竹在胸,還能信手拈來許多在工廠里的真實案例,真可謂出神入化。同學們總是聽得津津有味,常常舍不得下課。除了上課,他還要加班加點地編寫《輕工機械》,這是我國第一部關于輕工機械的教材,分別闡釋造紙機械、陶瓷機械、皮革機械等的原理和構成,工作量非常大。

    機械專業的教師還有詹啟賢、齊澤民、林學翰、馬壽鶴、朱爾誼等。開設的基礎課有《數學》《力學》《制圖》《畫法幾何》《理論力學》《材料力學》,專業基礎課有《機械零件》《機械原理》《機械零件設計》等。我記得教數學的遲樹潭老師和藹可親,課講得非常好。馬壽鶴老師的《理論力學》通俗易懂、深入淺出,授課非常細致認真。朱爾誼老師的《材料力學》生動豐富,歸納性強,他可以用一張圖表將每個章節的知識點全部串起來,令人嘆為觀止。林學瀚老師的《工程制圖》嚴謹細致,畫的圖就像藝術品。

    上世紀70年代,北京輕工業學院實驗大樓

    學校從建校初就一直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辦學方式。校辦機械廠有幾位經驗豐富的鉗工師傅,還有一整套車、銑、刨、磨機床。那時候條件艱苦,一個齒輪、一顆螺絲都很珍貴。記得有一次老師帶我們去參觀北京一個機床廠,看到廠子里的一些廢舊零件,老師如獲至寶,就問廠里的師傅能不能帶回去,得到允許之后拿回學校,當做教具或者實驗品,這真符合當年《光明日報》“北京輕工業學院一貫艱苦樸素”的評價。在為期2個月的生產實習中,學生要將初級鉗工的車、銑、刨、磨技術全部上手學習一遍,最后車一個圓球作為實習作業。帶我們的韓長武師傅技術高超,教會同學們選刀具、練習操作技能,學習裝卡與定位,不斷減少誤差。我們經過兩個月的實習,基本就能掌握鉗工的各項操作工序。

    西遷是體力和精神的雙重淬煉

    1969年,“珍寶島自衛反擊戰”爆發,中蘇交惡。1970年,全國都在傳“中蘇交戰”,許多單位都往“三線”遷移。7月畢業之際,軍宣傳隊的陳指導員跟我談話,一是通知分配我留校任教,二是通知我留校后盡快加入搬遷工作。當時我們機械系一批得到留校通知的有六七人,還包括機64級的陳長發、戚長盛,機65級的白傳悅、范國強、曹親串等。那時候青年心里裝的都是“到黨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我是革命的一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大家談起來,都說想去支援三線、支援邊疆。那份簡單而純粹的情懷,至今想起來仍令人動容。7月,我回老家一趟家向父母道別,回校后發現各系都在整理物品。院辦、各系的辦公室、樓道、院子里都是書籍檔案、實驗儀器、桌椅板凳,教職工自己動手、分片包干,干得熱火朝天。我迅速投入其中,還自己借來鋸子、鑿子、刨子,找木板做了一個行李箱,后來從北京一路帶到咸陽,多年來“敝帚自珍”,一直保存到現在。

    張啟恭老師親手制作的行李箱

    10月,我和皮65級留校的俞從正踏上了押送第一批物資的火車。學校選我們兩個,可能考慮到我們又是壯勞力,又還沒有成家,無牽無掛。我們押送的“悶罐車”據說是鐵路部門運貨物或者牲口的,一節車廂內大約有十幾平方,除了側開的車門,每節車廂只在頂部開幾個五十公分見方的窗戶,窗戶上焊了鋼條子,車廂內沒有電燈,無論白天晚上都是一片漆黑,偶爾經過車站和城市居民區,有點光亮照射。車廂里堆滿了桌椅板凳、設備儀器,我們倆騰挪出來一塊小地方,鋪上鋪蓋,人剛剛能躺下。

    那時候有個貨運術語叫“打零擔”,從出發地到目的地,不是一趟車走下去,中途很多次把車皮甩下,等著與別的車重新編組,。一路走走停停,隨時掛上就走,也不事先通知,所以每次車一停,就得留一個人盯著列車,另一個人爭分奪秒地打水、上廁所、洗漱。編組站都比較偏遠,周圍沒有飯館,帶的餅干、饅頭、窩頭很快吃完了,眼看就要斷糧。幸好聰明的俞從正帶了十幾斤大米,把生米泡進暖水瓶里悶著,過幾個小時就悶熟了,倒出來不稀不稠,賣相不好,但我們吃的很香甜。那時候“低標準”剛過去沒多久,有的地方還餓得吃樹皮,能吃到白米飯已經很不容易。

    行駛中的車廂就像一間“禁閉室”,我們倆把能聊的話題都聊完了,想睡覺,睡不著;想看書,沒光線;想觀景,沒有。就只能靜靜地坐一坐,躺一躺,站一站。時間如同凝固在一團黑暗里。已入秋涼,夜里寒津津的,我使勁地把身上的被褥裹緊,每天盼著早日到達。就這樣苦熬了二十多天,接近11月的時候終于到了咸陽。

    當時已經入冬,火車停在學校對面陶瓷廠的鐵路專用線上,我們倆跳下車廂,在西北特有的凜冽寒風中大口呼吸著新鮮空氣,周邊的街景蕭條、屋舍低矮,與北京根本沒法比。很快就有老師們來卸貨,由于陶瓷廠的專用線是裝運原料和產品的,允許臨時借用已經是很大的照顧,大家得爭分奪秒運到學校。大喇叭一廣播,有時正是吃晚飯時間,我們撂下飯碗就趕緊去卸貨;有時半夜里十二點睡得迷迷糊糊,我們一聽見就一骨碌爬起來去卸貨。大家就這樣肩扛手搬,卸載了從北京運抵咸陽的7個車皮的搬遷物資。

    上世紀70年代,西北輕工業學院校門

    我們來到學校發現,兩棟樓房與幾排平房構成了新的辦公與居住區域。北京輕工業學院已經有3批248人從北京搬到咸陽,占總人數的一大半。朱康院長,鐘香駒、曾廣壽、曹光銳、游恩溥、潘津生等一批教授已經舉家搬過來,高御臣老師正帶領79名教職工組成的“五七”工程連投入到火熱的基建勞動中。大家一起和泥搬磚建食堂、建宿舍,經過近兩個月的艱苦奮戰,完成了250平方米食堂和18間平房的修建。

    老虎溝農場難忘的一年

    為解決教職工因糧食定量低的補給和蔬菜供應問題,朱康院長帶領軍宣隊的成員與陜西省彬縣領導商定,在彬縣韓家公社老虎溝開辟出一塊面積約為583畝土地的農場。1971年1月23日,朱院長等四位老同志踏上了前往老虎溝的征途,去給后繼來參加鍛煉的教職工備送物資。高御臣老師回來給我們講,那天山路崎嶇、雪天濕滑,他們在彬縣基層糧站合力將十袋面粉及廚具、生活用品等搬上架子車,糧站的工作人員看到后捏了一把汗說:“你們四位加起來都快兩百五十歲了,這十五里路又上坡又過溝,怕是不行吧?”朱院長以軍人特有的堅定語氣告訴他:“區區十五華里,我們四人并肩扛也扛得下來!”就這樣,四人在鞋底纏上草繩,由高老師駕轅,朱院長和其他兩位三面推行,踏上了前往老虎溝的路。白雪覆蓋下的羊腸小路時而泥濘,時而陡峭,上坡路累得氣喘吁吁,下坡路車子失控摔得人仰面朝天,大家都害怕年近六十的朱院長摔傷,但是他硬是咬牙堅持下來,一瘸一拐地走到了目的地。

    老虎溝農場舊址

    從1971到1976年,學校先后有近百名教師、干部在該農場參加勞動鍛煉。我是1971年春天第一批去的,主要任務是放羊。曾廣壽老師比我早到一段時間,耐心地傳授我放羊的經驗:看見羊往遠處跑就趕緊往它前面扔土塊把它趕回來,要是等跑遠了再追可就要吃大苦頭了;塬上有草就盡量別去山上,進了山里就找不到羊了;在山上如果丟了羊千萬別去找,很容易遇到狼群和豹子;放羊的時候看見野雞和田鼠就趕走,它們一會功夫就能把種下去的種子刨光了。那種耐心和關愛的態度讓我至今難忘。

    一年的羊倌歲月,我經歷了太多,有時為了追羊一跑就是幾公里,臉和手被灌木荊棘劃得滿是傷痕。有時拉驢馱水的路上驢子受驚逃走,我為了追驢一個村一個村地找,一跑就是一整天;有時一天之間十幾只羊被狼群叼走,我坐在土坡上欲哭無淚。跟這些比起來,筋骨之勞倒不那么難以忍受了。從春天到冬天,每天有干不完的活、走不完的路,夜里躺在窯洞的土炕上,渾身疼得翻不了身。但是通過這一年的勞動,讓我的身心鍛煉地更加堅韌,意志更加堅定,還和周邊的群眾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這期間,學校的各項建設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為迎接文革后的首批大學生入校,教職工們一邊繼續搞基建,一邊又動手建實驗室。學校第一幢教學樓的地基是教職工一鍬一鍬挖出來的,風雨操場也是教職工拉著石碾子壓平整的。教職工們還自己建校辦工廠、自己組裝實驗設備,如原二系早期的陶瓷實驗室用的煤燒窯爐及其大型設備的安裝全部都是教職工自己設計、自己施工完成的,趕在1972級學生入學之前,完成了全部的準備工作。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難做

    回校后,我就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開始了為期十幾年的學生工作生涯。期間,我先后擔任機械系學生輔導員、機械系黨總支副書記,校團委書記、學工部部長、宣傳部部長。回顧職業生涯的幾個階段,我認為最難做的還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72級入校的學生都是工農兵學員,作為“接班人”或者技術骨干推薦入校。他們的年齡與我相近,有的還有多年的社會工作經驗,膽子大、主意定、抗爭意識強,時有在宿舍抽煙、在食堂打飯插隊的問題發生,經常讓我的工作壓力很大。我不斷調整工作方法,在保護學生自尊心的情況下,不斷研究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撰寫了《改善學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幾點思考》《談談怎樣發揮班主任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要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等論文二十余篇。

    上世紀80年代,張啟恭在給師生做報告

    1981年我任學工部部長,組織出臺《西北輕工業學院班主任工作條例》,召開學校“切實加強思想戰線的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會議,在大大小小多次會議上分享交流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心得體會。1985年,我任黨委宣傳部部長一職,經常為師生做一些關于大學生思政工作的報告,同事們都稱我“西北輕院一支筆與一張嘴”,但我深知,“理論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樹長青”。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一定不是空中樓閣、空談理論,要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堅持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相統一這一根本方向。1989年前后,學校組織430名大學生赴延安開展過一次為期10天的“三同”(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社會實踐活動。在南泥灣,我們和學生一起完成幾十公里的徒步拉練,住在農民家里體驗生活,學生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活動也得到省委教育工委的表揚。

    上世紀80年代,張啟恭(左三)與學生在一起

    衷心祝愿學校發展地越來越好

    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國家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巨大變革,也見證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各個歷史階段的重大事件。體驗過艱難困苦的建設時期,也共享了改革開放的成果。正因為同甘苦、共患難,我們對國家有著深沉的情懷、對學校有著深厚的情感,面對未來的發展道路,我們衷心希望學校越來越好。面對黨的二十大、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戰略要求,學校正積極構建以“大輕工”建設為引領的“雙一流”建設格局。我想對學校的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工作談一點自己的建議。

    在學科發展上,不能做小打小鬧的“小爐匠”。北京輕院、西北輕院時期,中國輕工的現代科學才剛起步,一點點成果就能彰顯出很大的進步,那時候我們的皮革、造紙、陶瓷、機械學科都有很多很亮眼的成績,但今天國家的輕工科技已位居世界前列,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輕工用品,只有你想不到,沒有你買不到。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下,那些傳統的低附加值的“小爐匠”早都進入博物館了,國家需要的是包括食品工程、生物技術、智能制造等的現代輕工科學、材料科學、信息技術等的跨學科輕工。我們學校迫切地需要走轉型道路,強化學科交叉,對接產業高端,提升科研轉化,加強國際合作。這一點,我看學校第三次黨代會報告的“學科內涵蓄勢行動”中提到很多,我很非常贊同,我鼓勵師生們加油鼓勁,朝著三次黨代會既定的目標努力。

    人才培養上,保持“三實”人才培養優勢。上世紀80年代,我任宣傳部部長的時候,學校召開會議,凝練學校校風、學風等特色校園文化符號及表述,討論到學校的人才培養特色,當時教務處的王振明同志提出我校畢業生具有“工程訓練扎實、專業理論厚實”的特點,后來大家通過討論,又加上“思想作風樸實”一條,形成多年享譽社會的陜科大畢業生“三實作風”。后來用人單位都非常認可,覺得概括得很準確。我也建議,我們要給愿意動手的學生搭建更加廣闊的實踐平臺。比如機械學科,學生通過參加學科競賽、制作機械模型、機器人等,提高動手能力,增加對專業知識的應用和實踐。

    這就是我的一點心得,作為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的孩子,能夠發展為今天的樣子,我知足了。我感謝求學之路上幫助過我的人,感謝相信我、支持我工作的同志們,感謝母校對我的培養教育,更加感謝能讓我沒有花一分錢就讀完大學的中國共產黨。

    (終審:李萌 核稿:杜楊 編輯:雷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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